毛泽东的世界级大政治家品格和杜鲁门的超级政客性格对比，举3个例子说明：  
　　第一个例子：未雨绸缪，组建东北边防军。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杜鲁门就草率地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昭示了他典型的政客习气。到7月7日，仅过10天时间，毛泽东就指示中央军委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决定立即调在中原地区驻守的第13兵团（下辖第38、第39、第40军）北上，与在东北的第42军和炮兵第1、第2和第8师合编为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应对朝鲜战事的任务。9月上旬，又调第50军开赴东北，使东北边防军的兵力增加到5个军。这样，26万大军提前几个月就布防在中朝边境。这是一个极富有战略预见性的决策，对来之能战、战则能胜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毛泽东的大政治家品格。彭德怀后来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这一大政治家的战略远见。说：“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我们即调了5个军置于鸭绿江北岸，待敌超过三八线向我国边境逼近时，出敌不意地给以痛击，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胜利。这不仅挽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败退的局面，而且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如果预先无此准备，想要凭空扭转当时极不利极严重的局面，那是不可设想的。”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第二个例子：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旗帜。现在人们往往对政治口号有一种反感，其实，一个好的政治口号，能起到非常大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口号。之所以要“抗美援朝”，目的是为了“保家卫国”，使广大群众、战士对支持这场战争有了更加现实、具体的认识，在国际上也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在1970年10月金日成访华时，曾提起这个政治旗帜，说：我们“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可以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旗帜，它应时而生，顺势而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起全中国5万万同胞，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使广大士兵也认识到，那是为祖国而战，为自己年迈的父母而战，为自己的妻儿而战。广大群众也纷纷捐钱捐物，有2000多万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仅1951年一年的捐款就能够购买3700架米格飞机。抗美援朝真正成为一场全民的反侵略运动。而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有记者问，了解否、关心否，答：不开收音机。  
　　第三个例子：师出有名，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美国虽不说理，但也要打政治牌，它给出兵朝鲜的美国以及14个仆从国参战部队起了个好名，叫“联合国军”。其实，美国最亲密的伙伴英国派了两个旅，法国和多数国家象征地派兵，部队主要由美国派出的。你叫“联合国军”，打政治牌，毛泽东更擅长打政治牌，我叫“中国人民志愿军”。  
　　新中国投入的主力部队同美国军队作战，既要师出有名，又要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这确实需要费一番心思的。开始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时，毛泽东认识到，总不能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因为你解放军可以解放台湾，但总不能解放到朝鲜去啊！于是他准备用“支援军”的名义。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说：“叫支援军不妥。”毛泽东问：“为什么？”黄说：“支援军是派遣的，谁派的啊？国家么！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说：“有道理。那叫什么啊？”黄说：“叫志愿军好。因为志愿么，就不是政府出兵，而是民间性质，是出于义愤。”叫志愿军，在国际上也有先例，西班牙内战时，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很多各国的志愿人员组成志愿军自愿到西班牙作战。于是，志愿军这个名字马上被从谏如流的毛泽东所接受。事实证明，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在与美国斗争中取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这么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从来没有宣战过。因为美国人找不到借口！它如果宣战，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侵略者了。可见，毛泽东确实是高人一筹，不愧是一位卓越的世界级大政治家。  

　　其二，毛泽东：具有探索与创新精神的哲学军事家  

　　杜鲁门：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三军总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有它独有的、不同以往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战争的特点：其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其二，这是一场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它不同于国内的人民战争，有人民的直接支持，有根据地，筹粮、筹款方便，信息灵通，攻退自如，这些优势在朝鲜战场上都没有了。而美国，一直没有在本土上打过仗，在异国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三，这是一场与世界老大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美军是一支钢铁攒成的军队，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铁流滚滚。最可怕的，他还有100多枚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子弹。不要说中国，就是当时的老大哥苏联，就是斯大林，也是尽量避免与美国交手。现在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你看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哪个敢打美国啊！  
　　可见，在当时条件下，敢和美国较量已属难能可贵，而敢打并能打而胜之，它的军事奥妙又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什么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呢？  
　　这里面需要总结和挖掘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不但我军一直研究，就连我们的对手美国军队，也一直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毛泽东57岁，几十年的战争经历，极为丰富的经验，使毛泽东领导军事和指挥战争正处于最炉火纯青、最成熟的阶段，展示了高超的战争领导艺术。  
　　一、不做办不到的事：具有创新性的战争指导原则。毛泽东一生擅长的，就是做事；但他又擅长不做事——那就是绝不做办不到的事。在制定抗美援朝战争指导原则上，就非常显明地看出这一特点。在战争即将打响的时刻，毛泽东为抗美援朝制定了战争指导原则和作战方针，他在10月21日给彭德怀德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做办不到的事”，并强调，“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一点，成为志愿军具有指导意义的作战原则。为什么这个“不做办不到的事”成为这场战争的具有指导性的原则呢？笔者理解，这正是毛泽东在中美军队相差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不畏强敌，藐视强敌，向来是毛泽东在面对威胁时作出的反映，但在与对手过招时，恰恰相反，毛泽东是力避硬拼，只做力所能及的事。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一指导原则非常精妙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的精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条件下，“不做办不到的事”，就是最好的实事求是，就是从战争实际出发而得出的最好的战争指导原则。  

　　二、制定“突然性”的作战方针：初战胜利之关键。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是昼思夜想、殚精竭虑，多次起草电报，制定作战计划，发往朝鲜战场。在10月21日凌晨不到1个半小时内，毛泽东连续起草、发出了3封电报，修改作战方针，指导作战。在致彭（德怀）、高（岗）的电报中，为这次战役明确了作战方针，毛泽东在电报中称一定要“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成为志愿军初战制胜的关键，是不可替代的高招，美英等国的军事家将此举称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要出兵，事先已经向美国发出了警告，并且是多次警告，可杜鲁门、麦克阿瑟们就是不听。“兵者，诡道也”，你既然不信，毛泽东就充分利用你这个不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秘密出兵的方式打你。于是，按照主席的要求，26万中国军队悄悄度过了鸭绿江，开赴了朝鲜战场。当时，敌人的侦察机在天上飞，地面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可就是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蛛丝马迹。可以说，这么大规模的兵力调动，美国人竟然没有侦察到。当时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说明此事，说我们采取秘密出兵的方式，“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我们参战十几天，也不在报纸上发消息，直到11月7日，新华社才首次报道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参战的消息，也只是轻描淡写，不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对作战战报，毛泽东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要求。他在11月5日指示彭德怀：“为了迷惑敌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到11月18日，毛泽东又专门致信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在一起说。”直到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朝鲜战局得到了根本扭转，才于12月5日我国正式对外宣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番号及出兵作战的消息。可见，这种“突然性”，成为联合国军与志愿军交手首战失败的主要因素。正如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歇尔说的：“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这也正是过后美国人一直感到恼闷的重要理由——为什么就不听听中国人的话呢？正因为这样，在越南战争中，当中国再说什么话的时候，美国人就认真了，不让他过北纬17度线，他就不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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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强势！看当年中美较量之决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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